罗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价格，都比过去正常年景时下跌约三分之一。
广大农民除了蒙受贱伤农沉重打击外，还要承受前政府加给他们的各种苛捐杂税的负担。暹罗政府为了弥补因经济危机打击而出现巨额赤字的损失，在旧税之外又不断增加新税，以期增加财政收入。这时期土地税提高百分之十九，房产税提高百分之七，且又增征薪俸税、火柴税、印花税等。
在红统府，种甘蔗比种大米所课的税率为高，收割甘蔗时须缴纳百分之十税，而榨成糖时又得另征百分之十的税，即共征百分之二十的税，而进口糖却只征百分之三的关税。
农民们为求生存，要么弃田不耕成为流民，要么就不得不以年息超过百分之六十甚至是百分之百的利率向高利贷者接待度日——这些高利贷产业也大多属于五世王一系的诸王子权贵。
英国的海外帝国体系尚在时，英国垄断资本通过其设在暹罗和新加坡的各大银行分行及其企业公司、代理商，还会给暹罗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提供一些贷款，虽然其目的一样是最终将暹罗人民敲骨剥髓吸干血肉，可还是比却克里王室放的高利贷利率低些。
英国人滚蛋以后，过去依附于英国经济的暹罗反而陷入更大的不景气之中。
除了农民、工人备受王室权贵剥削，过着极为惨淡的日子以外，那些居住在城镇的中、下层文武职员，其生活境况也好不了多少。在经济萧条时期，他们深受简政、裁员、减薪、增税的威胁。工农业生产不景气直接造成暹罗政府财政上的困难，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暹罗政府采取各种办法紧缩政府开支，削减政府各部门经费，在中央，原有的十二个部被合并剪裁为九个部，在地方也撤掉了四个省和九个府的机构，直到政变爆发前，暹罗被裁撤的政府官吏已经多达五六千人。
仅仅曼谷一地，就有五百多名失业军官和一千多名失业文官，这些人倒是十分支持新上台的人民党政府。
陈家乐说：“林总理，过去暹罗的王室贵族在国家危难时期，还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光是王室开支就高达数百万之多，现在我们逮捕了大多数王公贵族，可以从这方面省些钱下来。但要解决整个经济困难的问题，首要肯定是必须提高关税。”
林时爽和唐绍仪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东亚联盟已经实行了统一的关税市场，在联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不再相互征收关税，所以他们对陈家乐的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敏感的。
陈家乐继续说道：“人民党希望得到中国社会党外交上的支持，暹罗当初被英国逼迫签订条约，规定了关税为百分之三还不得修改，这种关税实在不合情理，现在英国本土都革命了，我们希望中国能在曼谷会议上提出这点，允许暹罗在新的国际社会中拥有制订关税税率的自主权。”
“暹罗是希望争取到永久中立国的地位吗？”顾维钧问道。
陈家乐看着他，又说：“我国近世一百五十年来，所采取的国际外交原则就是平衡中立。人民党政府与中国的特殊关系，现阶段或许处于地下会对两国都更有利一些。”
林时爽沉吟道：“德国肯定赞成暹罗成为中立国家，在关税自主权方面我想不会有太多阻碍，今日之英、法都在革命以后成为友好国家，亦会赞成暹罗收回关税权利，除此以外，诸如治外法权，想必也能在曼谷会议上尽数废除。”
陈家乐惊喜道：“有中国政府的支持，人民党政府在曼谷会议上便能有所依仗，一旦取得外交胜利，新政府也就能迅速稳定下来。”
“这种结果对中、暹两国来说，都有好处，我们自会在会议上竭力推动。”
陈家乐又问：“军事方面呢？现在曼谷会议要将新加坡定为自由港，但马来半岛上除新加坡以外，还有一块面积很不小的土地，这片土地在中国政府这边是有什么要求吗？”
第二百四十五章 东共联造舰计划
看陈家乐此问，看来人民党政府对于北大年以南、新加坡以北的马来亚地区，还是有些想法的。
陈家乐说道：“中、德两国直接在马来亚地区对峙，很容易造成军事上的摩擦，稍有不慎，又是一场战争危机……”
现在人民党虽然已经大致掌控了暹罗国内的局势，可是许多贵族派并不甘心其失败，他们只是暂时由于其首脑人物多数被政变军队和起义工人逮捕，一时间群龙无首而已。相当多逃脱逮捕的王公贵族都是眼看曼谷待不下去了，就跑到首都以东和东北部的大城、沙拉武里、呵叨、乌汶、巴真，北部的那空沙旺、罗富
里，南部的碧武里和叨武里等府，煽动驻扎在这些府里的驻军，以便积聚力量卷土重来。
五世王一系的诸王子中，唯一一个漏网之鱼就是曾任旧政权国防部长的母旺绿亲王，他是当下这些僻远地区武装叛乱力量的总头目。
作为母旺绿亲王助手之一的披耶是实颂堪上校当上了大城的叛军头目；披耶社那颂堪少校则成了上述北部几府的叛军头目。
陈家乐很希望在曼谷会议上多取得一些外交成果，增加新政府的威望，也就能巩固新政府的实力地位。暹罗人民党很希望能够借着中德矛盾，争取到由暹罗来托管马来亚地区的权力，如果不能托管整个新加坡以外的马来半岛，陈家乐也希望至少能由暹罗来管理目前已经被中国红军占领的哥打巴哈鲁地区。
陈家乐说：“如果中国政府主动退出吉兰丹地区，并把哥打巴哈鲁港口移交给暹罗托管，这就能令德国感到为难，使我们的和平攻势得手，德国亦将不得不退出吉隆坡和巴生港，马来亚的长久和平便能够实现。”
暹罗人民党有自己的算盘和小心思，但对中方来说这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建议，林时爽直言不讳反驳说：
“中国红军和东亚联盟都不能把实现和平的希望，寄托在主动退让上面。我们没办法断定中国先让步以后，德国是会和我们一样让步，还是会进一步的得寸进尺。为了保障亚洲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捍卫暹罗新政权的安全，中国红军都责无旁贷，必须驻扎在马来地区，监视德国军队的动向。”
德国海军的力量远在东亚联盟之上，中国就不说了，海军建设的底子本来就很差，现在还处于补课阶段，而日本在欧战前后的确已经成为世界上排名前几的海军强国，然而皇居革命和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国内社会改革，确实大大迟滞了日本政府建设海军的计划。
在皇居革命以后的数年间，日本政府的绝大部分政治资源都投入到了土地革命和财阀企业的国有化改革上面，对于日本过去的旧军队，又要进行社会主义化的彻底改造，乃至于是大规模的重建。
日本之所以没有参与德国、英国、美国掀起的战后造舰竞赛，绝不止是因为日本海军现在掌权的少壮派将领们以海航派而非战列舰派为主，更是因为日本革命后初期薄弱的财政状况，并不允许日本政府在同时干着好几件大事的时候，还能跟风德国大造超无畏舰。
试想，即便英国在欧战以后国力衰落，可也还是远强于日本，然而英国都被超无畏舰的军备竞赛拖垮，遑论日本。
日本现阶段不制造超无畏舰还勉强算是明智决策，也是从自己的实力地位出发，先做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情，但这导致的恶果，就是今天的东共联海军加在一起也和德国海军相差不小的一段距离。
其实，这两年间林淮唐也提议过实行一个中日海军的联合项目，即日本海军可以利用中国的造船厂和钢铁工业资源，对金刚级战列巡洋舰和扶桑级战列舰进行翻新改造，利用战后舰艇动力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把这些大型主力舰改造从蒸汽动力改为燃机动力，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新技术提高主力舰的航速。
林淮唐对战列舰的看法，在这几年间也有了一定变化。过去他是认为只要航母的技术和战法逐渐成熟起来，就能靠弯道超车，直接让战列舰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事实表明了这一想法未免过于机械，德国、英国、美国在造舰竞赛中迅速推动了舰艇动力技术的发展，使最新式的超无畏舰在拥有六到八门以上18英寸主炮和六百毫米以上炮塔装甲厚度的同时，还能拥有平均28节到30节的惊人航速。
这使超无畏舰在战后时代依然具备非常突出的战略作用，中国红海军内的海航派支持者也做过不少兵棋推演，大家普遍认为即便在十年以后航母技术发展到更高水平的时候，拥有28节甚至30节航速的高速战列舰依然能在海战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们虽然不会再作为一支舰队中最为重要的主力舰——这一地位肯定会逐渐让位于装甲航母——但也会保持像欧战期间战列巡洋舰的那种第二重要的主力舰地位。
考虑到日本政府财政方面的困难，中国方面也愿意承担联合造舰项目的大部分经费开支，下水列装以后的军舰，则由东共联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来指挥。
不过日本政府方面，似乎对林淮唐提出的联合开发项目比较抵触，他们还是更倾向于独自研发、制造新式的高速战列舰。
问题是日本受限于工业技术水平，在无法从美国、德国进口万吨级以上的水压机以后，已
经很难单独制造460毫米口径以上的巨炮和超无畏舰的巨型装甲钢板了，甚至日本现在在钢铁工业方面，技术水平都已经被中国完全赶上，除非能从国外进口到最新型的酸性平炉，不然就连制造超无畏舰主炮的巨型钢锭也生产不出来。
不说460毫米也就是18英寸的巨炮，即便是16英寸的舰炮，日本在制造这一级别主炮的时候也遇到大量问题，像是如何保证高膛压条件下主炮炮身能具备足够的强度等等，此前日本自己试制的一门17英寸舰炮便是由于强度不足而在试射中报废，16英寸的舰炮采用了新的火炮自紧技术。通过内压增强炮身的强度，而后在减装药的情况下勉强通过试射。
法国的许多工业技术水平都在中日之上，可海军方面法国能给予东亚联盟的帮助也很少了，法国的海军锅炉拥有领先世界的技术水平，可在巨型舰炮和装甲钢方面就没什么太突出的技术。倒是英国现在革命胜利，以后东亚联盟完全可以向英国进口制造超无畏舰需要的万吨级以上水压机和酸性平炉，还可以直接从英国获得完整的设计图纸。
但那也要在解决马六甲危机以后，才能实现。
“中国支持人民党的新政府为暹罗在曼谷会议上争取到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