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宗旨。
拉玛六世希望用猛虎团和童子军来为自己掌握军权，确保君主地位不至于受到其他王公贵族的影响，这就导致从拉玛六世登基之初开始，六世王就和其他王室贵族关系极差，早在1912年暹罗国内其实就爆发过一次反对六世王的政变。
政变的推动者是以四世王、五世王一系为主的贵族成员，但密谋发起1912年政变的直接领导者九十一人中，大部分是陆海军中的青年军官。发难政变的三位领导人是实差突上尉、差伦纳·班猜中尉和春柿·沙旺少尉。他们计划趁曼谷和其他各省首府的所有文武官员聚集佛寺，参加一年两度的向国王表忠“饮表忠水”的隆重仪式之际，包围佛寺，以武力挟逼国王接受王室合议政体。
但是，由于内部有人告密。他们还来不及动手，就在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被全部逮捕。为首三人被判死刑，其余的人则被判以二十年徒刑，后来因拉玛六世受到来自王室成员和许多贵族的施压，又赦免这些人，使其得以免于死刑和分别减刑。
欧战爆发时，拉玛六世本人因青年时代曾在英国求学，对英国有着较深的感情，因而在个人感情上是同情协约国的。但是，由于英、法两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对暹罗的蚕食行径，使暹罗人民对英、法不满，尤其是反法情绪仍普遍存在。
加之，暹罗军队中又有一个强大的亲德集团，因此因，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暹罗根据海牙国际代表会议的精神，发表了中立宣言。对此，德国感到满意，它得以利用暹罗的中立地位，使它在暹罗的既得利益为其战争服务﹔而英法则竭力动摇暹罗的中立决心，希望暹罗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对德作战，以便削弱德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地位。
所以在暹罗国内，拉玛六世时期利用欧战局势，在行政机构内部，尤其是铁路、银行、公共事业等机构，效仿中国，聘用了大批亚洲的德国侨民为顾问。
到今天，这些德国顾问还在暹罗不少重要部门工作，也拥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
因此1925年政变爆发以后，德国外交团团长贝特曼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政变以后的人民党政府，会不会对暹罗的行政机构进行一番大清洗？如果这些德国顾问被解聘，德国在暹罗政变的问题上就会显得非常吃亏，这也是柏林方面所不能容忍的结果，一旦真出现这种情况，柏林方面已经授意贝特曼，那时外交团就退出曼谷会议，准备用武力和战争解决问题。
所幸，贝特曼所考虑的最恶劣情形并未出现。
人民党在曼谷的政变成功以后，大部分的却克里王室成员都被软禁在了寺庙内，王太后也被限制了出入自由，怀孕的王后则被摄政内阁捧了出来安抚民意，暹罗各地的驻军没有发生太大动静，东北部靠近柬埔寨和老挝边境的军队，都被方声洞死死盯住，一动不能动，只有位于北大年的一部分暹罗军队曾发生过哗变，不过很快当地的军队将领们也摸清了形势，选择约束部队站到了人民党政府这边。
摄政总理陈家乐随后宣布大赦，并亲自拜会了各国外交代表团，特别是向德国和中国许诺暹罗今后还会将保持中立地位，对于外国目前在暹罗任职的顾问和技术人员，也都会保障其原有的待遇。
在朱拉隆功大帝实行近代化改革以后，暹罗的社会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拉玛五世时代到拉玛六世时代，暹罗的年度预算收入部分从二千四百八十万铢增长到六千六百八十万铢。欧战前后，各种税收从一千九百七十万铢增长到五千三百四十万铢，即增长了约一倍半，其中间接税从一千六百六十万铢增长到三千五百四十万铢。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在暹罗所享有的各种经济特权和既有的势力依然存在，为了巩固和加强其在暹罗的既得利益，它们与暹罗封建君主专制政权下的地主贵族和高利贷者互相勾结，共同压抑暹罗民族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各国还极力利用他们的经济特权，千方百计地要把已经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暹罗政府也没有认真计划兴修水利灌溉事业，鼓励开垦耕地，以及采取借贷形式扶植本国民族工业发展等措施。所以，暹罗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而民族工业更由于低关税的外国商品的冲击，国内市场的狭小，原材料匮乏，资金短缺，缺少兴办企业的人才以及得不到政府各方面的扶持等诸因素，而长期得不到长足的发展。
直到欧战期间，暹罗的民族工业才有所发展，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借着欧战的黄金时期迅速发展起来以
外，产业工人的数量也迅速增长，虽然还不足以作为单独一个的政治力量来统治暹罗全国，可是暹罗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们，已经有能力来维护人民党目前建立的联合政权。
政变以后的曼谷大街上，处处可见武装起来的起义劳工，他们代替了六世王时期建立起来的那些极为不靠谱的“猛虎团”、“童子军”，成为人民党政府政治上可以依靠的强大同盟军，在现阶段至少也保证了政变以后人民党能够迅速恢复曼谷的秩序，并且也能依靠武装起来的工人，避免政变成果被一起参与政变的御林军篡夺。
必须指出的是，政变伊始就存在着两个派别的斗争。一个是以陈家乐为首的暹罗人民党革新势力，他们代表暹罗产业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小官吏和农民利益，要求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实行经济改革，在将来如果政权稳定，可能还要进行更进一步的二次革命。
另一派则是以御林军首领披耶帕凤为首的少壮派军人，他们都是熟悉政务、职位较高的军官，他们把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暹罗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危机，归咎于君主专制政府中那些身居高位，独揽大权而无能的亲王贵族处理政治经济的不当。他们与封建旧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由于王室贵族、高级官吏大权独揽阻碍了他们的升阶晋级之路，而对王室专制深怀不满，希望通过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改革，而分享部分权力。
这些人平素牢骚满腹，一旦要真正推翻封建专制政体时，他们却又犹豫不定，有的甚至持反对态度，此前陈家乐在大皇宫中部署政变具体事宜时，披耶帕凤就十分迟疑，若非披汶颂堪等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军官竭力劝说，政变可能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现在工人们到处张贴陈家乐起草的革命纲领宣言，宣言力数专制政权的种种弊端，也是向民众表明新政府的领导人不是披耶帕凤等军人，而是以陈家乐为首的革命家们：
“……始初，人们期待着政府会好生对待它的臣民，他们大失所望了。王公贵族像以往那样凌驾法律之上，他们没有倾听民众呼声，皇族和不称职的贵族窃居高位，奸佞的政府官员滥用职权，在政府建设和买卖交易中收受贿赂，中饱私囊，挥霍无度。皇族阶级没有任何功劳与政绩，就能获得高官厚禄，还拥有可以为所欲为地压榨老百姓的种种特权，王室也不按任何法度治理国家。结果，因经济不景气和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致国家尊严蒙受耻辱，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专制制度已到了无法救治这些弊端……”
第二百四十四章 马来自由
陈家乐在亲自拜会贝特曼说明情况以后，又在工人自卫团的保护下前往湄南河别墅，拜会了林时爽。这位暹罗如今的摄政总理，早在中国留学时就和不少中国领导人有过一面之缘，陈家乐过去就曾作为杰出留学生的代表接受过林时爽的接见，没想到今天再度会面，会是以如此身份。
“现在暹罗的农业情况怎么样？你们能够把握住政局形势吗？人民党政府需不需要中国提供什么援助？”
林时爽一上来的几个问题，就表明着中国方面和暹罗人民党之间相对德国要亲密得多的关系，他所问的问题也是非常切中要害。
农业生产是暹罗国民经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重要的部门，稻米生产则是国家农业财富和国家出口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收成的好坏和出口量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国民经济。
在世界经济长期萧条的冲击下，世界市场对大米需求量骤减，米价也急剧下降。在正常年景时，逼罗大米输出，香港占百分之四十，新加坡占百分之二十七，欧洲占百分之八点五，日本占百分之七点五，五荷兰占百分之六点二。除欧洲和日本外，几乎大部分直接输出到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可是现在大英帝国解体，暹罗大米输出的市场直接减少了将近一半，在欧战前暹罗大米每担还可卖至九点四八铢，现在则跌至五点七九铢，欧战前曼谷输出国外的大米出口量和价格，分别是一百六十六万九千吨和每吨价一百二十一铢，如今则跌至出口量仅剩一百零一万九千吨和每吨米价六十五铢。
也就是说，暹罗大米每吨价与危机前相比，几乎下跌了百分之五十那么多。
在素有暹罗粮仓之称的中部平原的红统府，该府农民在欧战前出售一车大米可得六十至八十铢，相比现在要高出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
红统府是个地少人多的省份，在危机前的正常年景，一般农户当年的农业总收入可挣得四百铢，现在则顶多一百二十五铢
，农户收入也是锐减。素有暹罗粮仓之称的中部平原富庶之地都是如此，那么，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交通不便，生产落后的东北部、北部等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就更加可想而知。
陈家乐对林时爽的问题，除了苦笑以外，倒也回答的十分坦诚：“我国经济上确实比较困难，这也是人民党敢于发起政变的原因之一，我们党是判断过，估计大部分地方上的军队和老百姓都期待革新，只要控制住曼谷的王公贵族，地方上就不会对新政府有太大不满，全国大多数人民都很期待新政啊！”
赵世炎也对暹罗现在的经济情况很感兴趣，问道：“总理阁下，暹罗经济方面实在困难的话，或许可以从外部寻求帮助来解决。”
陈家乐认真介绍说：“我国现在除了面临米价持续下跌的危机以外，其他几种传统的出口产品诸如柚木、锡和橡胶的出口价格也在下跌。柚木出口量从欧战中期的七万多吨，降到现在不足六万吨，锡矿石的出口量则从二千二百万铢降至一千六百万铢，橡胶出口量也从五百多万担减少到三百万担。”
还有一些陈家乐没有提到的，诸如甘蔗、棕榈糖、豆类、芝麻、玉米、黄瓜、西瓜……等等关系到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