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建设计划这么庞大，又要上马几十个大项目，又要腾出余力去支援外国革命，这种做法对吗？书记长是不是有点太左倾、太过于讲究国际主义了呢？
中国人自己也要吃、要喝、要生活，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工业强国啊。清末民初留给新中国的基础可是太过薄弱，基本就没什么底子可谈，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全部加一起，还不及三五计划里的一个特级工业项目投资额大，放在世界范围就更没什么可讲的，说一穷二白真的并不夸张。
回到重工业部后，李宜春又和部里的那个日籍司长丰田喜一郎坐到一起，又接着开始讨论每一个车间的设计，东亚汽车公司即将在辽中南建立的这个汽车工业基地，丰田喜一郎暂时提议就定名为东亚第二汽车厂，以此和上海的中日联合第一汽车厂区分开。
李宜春把图纸材料都堆到桌上，估计二汽共有26个专业厂，这之后就需要根据地形按产品特点、工艺流程和相互关系的原则，将其分成发动机、车桥、总装冲压和后方生产四大片区，采取总体分散，相对集中，依据公路和铁路走向，以总装为中心，按地形采取蜘蛛网式布置，把各个各专业厂有机地连接起来。
丰田喜一郎脑子很快，他爸爸丰田佐吉在日本皇居革命以前，算是半个财阀式的人物，最初是仿造美国人发明的自动换纡织机，后来就开始自己研发，发明了柴油机带动的狭幅动力木织机，靠着这一独门专利，再加上三井物产的大力支持，很快就把自家的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发展为了日本数一数二的纺织机器生产公司。
皇居革命前，丰田佐吉为了发展自己的工厂，就把儿子丰田喜一郎送到东京帝国大学工学系机械专业读书，只是丰田喜一郎还在帝大读书期间，日本就接连两次被红军打败，接着就是米骚动、萨长藩阀相继举事……政变、兵变不断，直到最后金刚号一声炮响，给日本人民送来了社会主义。
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皇居革命以后除了最初的一两年日子比较艰难以外，自打日本加入东亚联盟共享了中国的庞大市场以后，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就都在一直迅速提高，但对丰田喜一郎这种资产家出身的年轻人来说，事情又不太一样。
丰田家和三井财阀的关系很深，皇居革命以后，三井财阀的死对头三菱财阀在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两个女婿加藤高明和币原喜重郎的“规劝”操作下，迅速和新政府合流，不仅成为革命后公私合营改革的急先锋，而且许多三菱财阀名下的中层干将，也都以技术官僚的身份跻身新日本通产省、计划省、全日联这类类经济指导机关当中。
三井财阀因为和旧日本政府关系太深，转型最慢，三井财阀旗下的各大企业，诸如东芝浦电气、石川岛播磨重工、三井造船、日本精工等等公司，也都是革命后最为抗拒公私合营改革的企业。
更为致命的一件事，那就是三井财阀后来还愚不可及的参与到“琉球海军叛乱”事件里面，当妄图割据琉球的财部彪等军国叛乱分子被红海军和人民赤海军联手消灭以后，日本新政府也从琉球缴获到了许许多多三井财阀要人支持反动叛党的文件，一大批三井财阀旗下的资产家因此被一网打尽，上百人被枪决，两千多人被判处重刑，送到七河省、库伦省等地进行劳动改造。
从德川幕府时代兴起，在明治维新中一举崛起为日本头号“皇商”的三井财阀，就此解体，彻底灭亡。
丰田家也是受此影响，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面临破产危机，最后丰田佐吉不得不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百分之六十的股份出售给了革命后的新政府。
当然，跟三井财阀其他许多被枪决、被判刑的资产家比起来，丰田佐吉因为手上没有什么血债，又和萨长军阀没有太多联系，所以结局还算得上善终。
只是丰田喜一郎不得不从资产家的贵公子，变成了普通的工程师。可能也是因为这层关系的存在，又或者是丰田喜一郎预感到中国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光远大的他并不满足于日本的这一片小小天地，因而在父亲丰田佐吉去世以后，就参加了当时日本政府援建上海中日联合第一汽车厂的专家组队伍，从1929年开始，在中国也算生活和工作了将近十年时间。
丰田喜一郎向李宜春谈到东亚二汽的布局问题，他记忆力很强，随口说来思路就非常清晰：
“……李取缔役，发动机厂和围绕发动机生产所需的制造发动机铸件的铸造一厂，化油器厂、轴瓦厂还是要布置在一起，要集中在一个县的范围内，车桥厂和围绕车桥生产
所需的锻造厂、铸造二厂、传动轴厂和木材加工厂，我想可以安排在沈阳郊区附近，总装厂和车身、车架厂还是要布置在沈阳，车轮厂和车厢厂按生产走向布置在铁路线边和销售部旁；后方厂有刃量具厂、动力厂、设备修造厂、冲模厂、通用铸锻厂、热电厂和水厂，这些厂最好是都要根据地形就近设置……”
丰田喜一郎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中文已经非常流利，只是日常一部分用语里还是保留了些许日语的影子。比如说取缔役，日语里的意思就类似于董事长，其实东共联在工商、科教方面的大量专有术语，这些年来都在进行标准化的统一工作，只是像丰田喜一郎这种在革命前便完成大学教育的人，要彻底改口并没有那么容易。
李宜春笑到：“人们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但和你比起来，英雄钢笔、百乐钢笔，都赶不上你记忆力的十分之一。”夸奖完丰田喜一郎的记性后，李宜春又接着沉吟道：“上海联合一汽厂的建设周期很短，从动工开始算到建成投产，当初计划是三年时间，最后说三年就三年，一点也不拖拉。”
丰田喜一郎点点头：“那是因为中央高度重视，书记长也亲自过问，干部、群众心齐气顺，都以能建设这样一个世界范围内高水平的汽车厂为自豪，有极高的荣誉感，对工作全心全意，自然建的快。”
丰田喜一郎又回忆道：“那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上海浦东选好厂址以后，群众非常理解和支持，有组织地迅速搬迁，没有任何阻力，而且法兰西公社同志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也非常真诚。”
李宜春回想起二十年代中国初步搭建起全国重工业框架体系的那段黄金发展岁月，至今还能感到血管中的热血在流淌沸腾。
不过谈起往事的时候，李宜春的语气还是比较淡定：“法国嘛，对于自己阵营中拥有东共联这么一个重要的力量，帮助他们和德国、和中央同盟集团对抗是极为重视，所以对加强中国、加强东亚经济的实力也很下力气，从工厂设计、土建设计、产品图纸、工艺文件、工装设备、人员培训、安装调试，甚至开始生产的产品毛坯，有一半以上都是法国给我们提供的。”
第一百八十章 跨国婚姻
李宜春的法国情结很深，他妻子就是法国留学期间认识的一位里昂教师。二十年代末随着中法合作程度的加深，有一段时间不少中国男人确实都有种娶个法国妻子的情结，像丰田喜一郎也是1930年在巴黎雪铁龙汽车厂的时候恋爱，只是他娶的是一位当时在巴黎流亡的波兰革命者。
不过那种朦胧中的法国想象，随着现实的发展还是逐渐祛魅，即便革命以后的东共联社会风气绝对谈不上保守，就连蔡绮洪那种风流成性的人物闺房私事被完全公开，也不至于造成他退出政坛云云。
可是中国人的婚恋理念，经过社会革命的重塑以后，再怎么开放，还是难以望法国人的项背，很多对中法跨国夫妇都在最初几年的蜜月期结束以后，就因为社会观念上的严重差异最终导致了离婚。
李宜春的法国妻子长得漂亮，性格也好，方方面面都非常优秀出众，可偏偏唯一的那么一个缺点就是大部分中国男人都难以接受的——她不愿意生孩子。
以中国人的理念，李宜春当年也几乎完全没法理解自己老婆身体健康，自己家庭的物质基础又不匮乏，为什么她坚决不愿意生育孩子呢？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难道算得上一个正常的家庭吗？什么叫自愿不育？中国千百年来将生育和传宗接代作为整个家庭的核心主题，就算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新社会强调女性的平等权利，但李宜春也并不是不愿意和妻子一起分担照料孩子的工作啊！
李宜春也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慢慢接受这件事情，反正到后来，他和老婆年纪也都大了，想生孩子也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李宜春就和妻子商量一起出钱帮一名贵州的贫困学生读书，权当是满足一足小部分生儿育女的情感需要了。
其实直到现在，李宜春还是不太明白，自己的妻子愿意花钱帮助贫困学生上学，每年假期也会不劳辛苦的坐火车到贵州看望那孩子，可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自己生养一个小孩呢？这方面可能真的只能归结于社会理念上的文化差异了。
在中世纪，法国一直拥有西欧最多的人口，在拿破仑征俄的时候，法国人口就达到三千万左右，西欧国家里就没有一个国家的自然条件能比得上法国，它有着最温和宜人的气候，最辽阔肥沃的土地，可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德国、沙俄都迎来史无前例的人口爆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农
地养活了将近6500万人，按照同比例，法国应当能养活8000万人。
然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法国生育率长期停滞，1910年法国公民不到4000万，100年里仅增加了800万新生儿，1891年竟然出现人口负增长。
就连远东苏维埃共和国的副总理布哈林都评价过大战前法国的生育率问题，他说的是：
“……法国近几十年来，工人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了人工节制生育：或者完全不生孩子，或者不多于两个。工人们极端贫困。以致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养活大的家庭。结果，法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法国资产阶级感到兵员不足了。它大声疾呼：‘民族要灭亡了！德国人口增长比我们快！他们的士兵要比我们多！’顺便说说，即使参军的那些士兵，也是一年比一年糟糕：身材矮小，肺部虚弱，气力单薄。于是资产阶级‘顿时慷慨起来’：亲自起来坚决主张为工人阶级进行某些改善，使之恢复一下元气，多生一些孩子。要知道，如果把母鸡杀了，那它就再也不会生蛋了……”
李宜春不是生育学或者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专家，不然他可能会就妻子身上的那种法国生育文化做一番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