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前后确立的建军方针把红军常备陆军的主力师保持在了四十八个步兵师和七个骑兵师的规模，后来又陆续建立了两个海军陆战师和一个空降师，再加上近年来新建的试验性部队一个坦克军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军，红军地面部队的常备军兵力也只是在一百万人上下徘徊。
如果再算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常备陆军兵力，那么东共联的陆军总兵力约在一百七十万人左右，规模比模起德意志帝国、不列颠联盟和法兰西公社的常备军都要大不少，可是和中国、东共联本身具备的庞大人口相比，这支常备陆军的兵力绝对不能算高。
东共联拥有多达七亿人口，哪怕是在和平年代，一百七十万人的常备军队伍都有些显得规模过小，何况东共联近年来并不缺少对外输出革命的边境冲突和小规模干预战争，算不上是完全处在和平状态。
如果硬要说的话，红军常备陆军在体量上唯一的优势，可能就是大部分的师都是作为一线主力的满员师，不需要动员预备役人员，并拥有满编的装备，进行完全的训练，装备现代化的武器，并准备立刻投入作战。这些部队的日常架构就建立在“随时投入战斗”这一标准上，有预警时，隶属于这一部队但并不在岗的人员会被立刻召回。
只有在老挝、柬埔寨、越南和婆罗洲共和国四国，联盟军队还部署了总计八个缺编师。这类缺编师也叫二线师，通常维持战时编制70左右的人员和装备。
另外，公安总队的编制下还包括了二十个团武装警察，在东共联的其他成员国国家里，也都拥有类似于公安总队的武装警察力量，按照最高统帅部和参联最新统计调查出来的编制表来看，东共联各国大部分的这类武装警察部队经过整编以后，可以迅速形成相当的战斗力，大约相当于是次一等的缺编师，估计可以很快达到战时编制50的人员和装备量。
在日本和朝鲜，另外还部署有一些最高统帅部称为架子师的部队，同样的架子师也有两种人员分配水准：有些人员会达到战时编制的25-40，有些则在5-25之间，日本的架子师团多为前者，朝鲜的则多为后者。架子师所有连级及以上级别的指挥机构都是填满的，也有足够的人手来维护库存中的设备。和平时期架子师的人员比例限制其只能进行连级训练，要通过动员预备役人员填充架子师，本身就要花费不少时间，而且完成填充以后，架子师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再进行训练，此后才能真正投入作战。
从老毛奇提出四级阶梯动员制度，到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的概念，再到林淮唐式总动员，国家动员制度一步步的完善和进化，最后肯定会使一个国家在战争状态，能够把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扩军方面。
普鲁士有四个层级的动员准备度军队，除现役的满员常备军外，还分为两种预备役军队，一种是第一类后备军，这些部队和平时期有超过75-80的在编人员，一到战时可以填充预备役立刻进入现役，所以很多时候也将普鲁士的第一类后备军归入现役。
第二类后备军的准备度相对差点，大概只有50-75在编人员，战时需要2-3天动员时间填充预备役人员。
最后一个层级的预备役军队国民兵就是常规的民兵，战时承担一些守备任务。
为什么普鲁士人要发明这样的一套动员体制？只是简单的现役再加上预备役部队不可以么？
因为普鲁士人发现——只有在和平时期继续存在并已职业军官为骨干的部队才能在战时有效地投入作战。
也就是说，常规的预备役部队想要动员起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没有基本的架构，也缺乏武器，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而如果有大量预备役部队已经有了全部架子和全套军官、士官以及老兵和所有装备，战时只要往里补充服役过的老兵就可以了，动员速度便可以非常快。
中国是从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代开始，就注意到了毛奇开创的普鲁士四级阶梯动员制度，当时袁世凯准备将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4.2两；在营3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又3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再3年退伍为民。遇有战事，可征调续备、后备兵入伍。
由此可见，常备军实际上是现役部队，而续备、后备军为预备役部队，这种将军队改造成多层次多梯队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袁世凯的眼光不可谓不毒辣，可实际上北洋军从诞生直到其彻底走向灭亡，都没有真正建立起预备役制度和多级动员体制。
反而是在林淮唐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党人通过在基层建立起完善且严密的组织，率先采用农会的形式把乡村的农民也都纳入到了红军的动员体制当中。
在这之后则是辛亥革命第一阶段的北伐结束时，中国社会党实行了大规模的复员计划，又以复员屯垦和国营农场的方式，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预备役军队制度，然后就是赤卫队和公安总队的武装警察，也可以作为红军预备役的一种补充。
饶是如此，红军也还只能说是拥有了现役军队和预备役军队两个动员级别而已，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完善的普鲁士式多级动员体制，在过去的战争中，红军很多时候的动员确实是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宣传鼓动，从这角度来说，中国红军的动员制度很早就达到了外国人所说的林淮唐式动员的高度，然而在动员体制的具体细节上则要比德国、法国、英国等国都显得粗糙许多。
这一切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当然，在和平为主的年代，情况肯定有所不同，中国需要把大部分的资源用于修建各类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机场、港口自不用说，工业体系本身的搭建和升级，也占去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光是为了消化日本、法国、英国对中国进行的三次超大规模技术转让，就让中国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们疲于奔波，连续三个五年计划以来，几乎毫无喘息之机。
第一百七十七章 林淮唐的汽车
菲律宾的胜利到底还是在中国造成一定的涟漪，宝冢歌剧团的音乐表演结束以后，歌手、演员们还一一向正在解放之中的菲律宾人民送去了美好的祝福，在南洋战区的捷报传回青岛以后，市民们也在新华宫的广场前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胜利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欢庆着对外输出革命的一再胜利，只有林淮唐在结束了外事工作以后，就又扑到了另外一些新的工作上面。
林淮唐在新华宫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东共联的汽车工业托拉斯东亚汽车公司总经理李宜春，李宜春是奉天果汁公司董事长张学良的同学，他参加革命的历史也有差不多二十年了，最初是担任沈阳北大营的迫击炮修械司司长，奉军被红军完全吸收、整编以后，李宜春先是继续担任了沈阳迫击炮厂的厂长，1院深造。
回国以后先是担任了中日联合汽车厂的总工，在后来东共联推广托拉斯组织的进程里，李宜春又升任为东亚汽车的总经理。
李宜春有很深的法国情结，他经常回忆当初第一次到法国留学时的经历，那时候的中国已经不算特别的落后，在林淮唐和中国社会党人的领导下，经过一场场暴风骤雨般的社会革命，至少战乱、饥馑、和绝对的赤贫，已经大半消失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可是和法国比起来，哪怕是和刚刚经历了欧战惨败的法国比起来，二十年代的中国还是差距悬殊。李宜春记得当时在他们那批留学生的眼里，巴黎就是天堂之都，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公社社员墙、先贤祠、荣军院……各式各各样的建筑物让他们目不暇接。
宽阔的马路上汽车往来不息，大街上干净整洁，人们衣着整齐、精神饱满，穿着打扮也非常摩登时尚。李宜春在担任中日联合汽车厂总工的时候，经常往来于沈阳和东京之间，但以他的回忆，李宜春还是认为东京跟巴黎依旧差得远，哪怕是在经历了关东大地震以后，东京经过了巨大规模的市政重建，也还是很难赶上二十年代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的巴黎。
在法国的大学里，除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以外，法兰西公社还先后接受了来自德国、奥匈帝国、希腊、意大利、英国、西班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美国、巴西、日本、朝鲜、越南、伊朗……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留学生。
还有很多欧美工人党领导人的子女，比如意大利陶里亚蒂的儿子和西班牙伊巴露丽的女儿，都在法国的学校读书，所有外国工人党公派留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由所在国家的工人党支付四分之一、法兰西公社政府支付二分之一，剩下四分之一才是由学生自费解决。
李宜春在法国的生活，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非常“两极分化”，当时的巴黎既是一座大博物馆、大艺术馆和大酒馆，同时也是一座大兵营。法国的博物馆、艺术馆全都免费，不仅如此，当时全欧洲最先锋的艺术家也都聚集在巴黎，所以留学生们几乎不用花费一毛钱，就能够欣赏到当时欧洲最高雅的艺术。
李宜春还记得那时候他和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经常参加画展，很多放在柏林、维也纳和
莫斯科，可能会拍卖到几万美元的画作，在巴黎经常只消一两百法郎就能买下。
音乐、舞蹈、话剧、电影……只要是和艺术相关的活动，在法兰西公社都不需要花费多少钱，就能够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体验。
难怪哪怕是德国的护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们也要说，公社统治下的红色巴黎成了艺术家和文人墨客的乐园，人们在哪里不为金钱和名利，纯粹为了探究更美好的艺术形式而穷极精力，民众也参与其中，以至于摩擦、迸裂出或许是欧洲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成果最为斐然的一段艺术时期。
课业学习和欣赏高雅艺术之余，就是享受工人俱乐部里的自由生活了。
葡萄酒和咖啡是巴黎除了油画和雕塑以外，最为便宜的消费品。就算是手头最拮据的留学生，一个月里也能拿出三四个假日畅饮美酒，法国的葡萄酒享誉世界，只是过去是作为资产阶级和贵族生活装饰的一种奢侈品，现在公社的美酒则脱离了奢侈品的光环，真正回归到对味道、香气、口感和品质的追求上。
李宜春回国以后，最舍不得的一样东西无疑就是巴黎的美酒，青岛也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