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叛乱，而非内战。既然不是战争，一来不需要事事经由议会的讨论批准，仅丘吉尔就可以自己做主；二来又可以甩开一切国际公法，肆无忌惮使用血腥残酷的镇压手段。
如果不是英军士兵的抗拒，丘吉尔恨不得现在就使用毒气弹炸平格拉斯哥和伯明翰——本来在朴茨茅斯港海军起义时，丘吉尔就曾提议过由空军投掷毒气炸弹，来镇压水兵的革命。
在经济方面，最显著的经济利益则是紧急法令保证资产家的产业们不受“不可抗拒力”保险条款的约束，使其工矿企业仍得继续营业，军费也无需议会样样审批，可以任意调兵遣将。
不过熊雄也很怀疑，这种时候还能、还敢继续开工营业的资本家，究竟属于什么成分？怕不是沾点大的毛病。
只是丘吉尔的机关算尽，在伦敦也不过是进一步透支及毁灭着英国人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神话的信仰而已。
为了强行通过紧急法令，丘吉尔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张伯伦反对颁布紧急法令，丘吉尔就联合了政府中的绝大多数阁僚出走，使得伦敦政府在革命高潮的关键时刻完全停摆，张伯伦不得已只能妥协，下议院中如有人反对紧急法令，丘吉尔便通过各种街头政治的手段对其进行人身威胁，这样一番操作下来，伦敦鸡飞狗跳之下，即便是不少具备相当资产的“绅士”，也不得不开始怀疑起来伦敦政府继续长期存在下去的可能性了。
在更南方的朴茨茅斯港，水兵们接着占领了南安普顿、温切斯特、布莱顿等等许多个城市，并在每一个城市都联合当地的起义工人、哗变士兵，建立起了工兵自治的城市公社。
他们比起格拉斯哥和伯明翰的起义军更受法国的影响，从起义成功的第二天开始，法兰西公社的种种援助就跨过了那道狭窄的英吉利海峡，送到港口，不断支持着朴茨茅斯起义者继续前进的步伐。
除了大量食品、武器、弹药、药品以外，还有大批国际志愿者途径法国抵达朴茨茅斯。这些国际志愿者里不少人都是当年在中国参加过国际纵队的老兵，也有许多人是来自比利时、意大利以及奥匈帝国中捷克部分的欧战老兵。
他们全都富有军事斗争经验，而且很多人都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意大利和捷克，海量的产业工人和底层劳工，本来都是出于将来可能移民美国的考虑才去学英语，没想到竟然会在援助英国革命的战场派上用场。
成千上万来自南欧和东欧的劳动者，他们把自己准备用来买美国船票的钱拿来买了前往英国的船票，整个人生随之发生转变，而世界的历史也响应着每一位劳动者做出决定同样发生变化。
高鲁在朴茨茅斯军港对面的法国港口瑟堡，也于海峡之畔见到了自中国远道而来的国际志愿旅官兵们，他和魏道明一起帮助黄公略处理了许多问题，尽快帮助志愿旅人员熟悉法国的环境，并为他们争取到了更好的物资条件和武器装备。
不过法国公社政府也对国际志愿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志愿旅将跟随法兰西公社派遣的首批法国志愿军一同前往英国，成为第一批到英国参战的外国正规军。
第二百一十二章 援法救英
黄公略等人经过苏伊士运河在马赛上岸抵达法国本土后，就遇到了许多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还有很多在雷诺及雪铁龙工厂工作的中国籍工人。
国际志愿旅乘坐法国的列车自马赛出发，中间在法国中部的曼恩卢瓦尔省稍作停歇，当地有一所索米尔工业学校比较有名，有许多中国学生在这里学习大代数、微积分、机械制造原理、电机学、动力学等课程，学生若未被认为具同等学历，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只是法国公社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入学考试要求较法国学生为宽，但其后每学期的考试则一视同仁，上课时中国学生也是与法国学生混班教学。
而且，黄公略在这里还遇到一位曾有一面之缘的熟人，就是当时正在索米尔工业学校执教的青年教师陈乔年，他是宣传部长陈独秀的儿子，几年前到巴黎留学，后来因为学业成绩出色，加之法国急需要工业方面的教师人才，在公社政府方面的要求之下，经国内批准，就干脆留在法国工作。
陈乔年带着当地不少中国留学生，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志愿战士们举办了一场气氛特别热烈的欢迎仪式，当时正好到了1925年的春节，国际志愿旅的革命官兵们便得以在奔赴战场以前最后享受了一次节日的欢快气氛。
这几年来中法经济合作十分密切，贸易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不仅是巴黎，法国本土各个省区都能见到中国
留学和中国援建劳工的身影。
中国学生留法由来已久，早在 1士李鸿藻家本是邻居，李鸿藻既是孙宝琦的顶头上司又与其父户部侍郎孙诒经是好友，在李鸿藻的推荐下，其子李石曾遂与张静张江、夏循垍等三人以驻法大使随员的身份到了法国。
李石曾先花了半年时间学习法语，1习过程中，李石曾接触到了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诸多的先进思想，在这些思想中，他尤其对拉马克的进化观、孔德的社会历史观以及蒲鲁东的社会主义颇为钟情。毕业后，他又受到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的影响。
1术与普遍文化、改进社会的理想。在教育方面分别设立学校和介绍留学两方面。1908年至1913年，李石曾招收四批工人，共计68名。到巴黎后，一部分人进入豆腐工厂，另一部分进入地浃泊、菲斯沟司、瓦尔斯等地的工厂做工。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和工艺水平，李石曾在他的豆腐工厂办了一所以工兼学的夜校，让工人白天上班，晚间上课，学习国文、法文、数理化和修身等课程。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曾亲自编写教材和授课。
这些以工兼学的工人响应李石曾“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的主张，成为中国最早的勤工俭学者。
李石曾算得上是中国学生留法事业的开创者和先驱人物，不过他的个人命运嘛……从1校，在政治上也深受吴稚晖的影响，就此成为国民党中右翼派系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国民党与北洋政府合流以后，李石曾就跟着吴稚晖一同策划了不少对社会党人的迫害乃至于是屠杀行动。
解放战争末期，北洋军不断溃败以后，李石曾见局势不妙准备逃入天津租界，但在这之前就遭到红军逮捕，经过公开的审判以后，被判处了十四年徒刑，中间因为表现良好受过几次减刑，估计这两年就快放出来了？
李石曾和吴稚晖，在辛亥革命前后都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像普鲁东的学说、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等，有带有安那其色彩的思想学说也都是由他们翻译引进中国的。但到解放战争的时候，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群体发生了一次决定性的分裂，他们或者选择支持袁世凯，或者受林淮唐的影响走向马克思主义，不少过去的同志、老友不得不在战场上正面对垒，鲜血埋葬了短暂跳动的安那其之心。
晚清新政时的进步者，辛亥革命时的进步者……其实很大一部分人都没办法像梁启超那样，抓住时代的脉动，不断完善自己的智识和立场，跟随历史的潮流一起进步。
更多人是像李石曾这样，曾经对中国人民做过一些称得上功绩的事情，但最终却走向了一个十分可耻的结局。
革命，自有其逻辑和动力，不为尧存、不因桀亡，也不等待任何功臣和英雄。
在巴黎十三区的意大利广场附近，现在还建有一所中法友谊大学。这本来是欧战期间，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拉拢中国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搞的事情，当时法国以“退还庚子赔款”的名义，把这笔钱拿来在巴黎和里昂各建了一所“中法大学”，只是结果丝毫没有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决策。
林淮唐也看得很清楚，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博取中国人民的好感，骗取中国人民去为法国人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当炮灰，在口头上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是嘴上“惠惠”而已，口惠而实不至，说什么要把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可是实际上却成立了一个“庚子赔款退还委员会”，规定退款的一切用途都必须经过这个几乎都由法国人组成的委员会批准才行。
那两所中法合作大学，一切管理权也都把持在委员会控制之下，从大学建立直到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逃亡北非，期间总共也不过招收了四百名中国学生而已。
直到法国1的校长和教务长，等于是把这所大学主要的管理权也交给中国人。
中法友谊大学现任的教务长，就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中国同志在法国
工作者，还有许多人，例如曾做过湖南人民大学校长的徐特立，就在巴黎担任第三国际教育、科学及文化委员会的主任，还有像徐悲鸿，成为了巴黎国立美术学校的第一名外籍教授，还有一个叫曾琦的年轻人和法国国内的许多索雷尔派国家工团主义者混得很熟，据说在巴黎名气不小，频频在国家工团主义的报刊上发文章。
其他在诸如施耐德、雪铁龙、雷诺、标致等工业企业工作的中国同志，数量就更多了，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因为法国战后劳力不足，所以作为劳务人员赴法工作的，拿的工资与法国公民相同，并且还能多拿一份驻外工作的津贴，这些人主要是以钢铁、船舶、汽车制造等行业为主的产业工人。
然后就是留学生，除此以外也有不少工程师在法国接受培训，最后就是教科文方面的人员，巴黎在今天依然还是欧洲文化和艺术的中心，所以中国的新生代艺术家，都很向往到巴黎学习和工作，把这视为一种相当高的追求。
等到国际志愿旅在瑟堡准备登船出发，前往英国参战的时候，驻法大使高鲁还告诉黄公略，时至今日根据大使馆掌握的情况，中国在法求学、工作的人员，总计已经超过了三十万人之多。
第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