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是一个大问题，对于土共而言就更是如此，除去刚刚和苏联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交通线之外，各个红色根据地一直都少有与外界往来的渠道。
其中湘赣闽粤走的是粤省和闽省的路子，通过这两家军阀充当“白手套”和海内外做点小生意，规模不算太大，只胜在一个便利，可以解决不少非敏感物资的需求。
相对而言，闽省的19路军和华南局的关系无疑要更加亲密一些，毕竟从当年一二八抗战开始，土共就有意识地加强了对19路军的政治工作。
32年初，该部在淞沪一带与日本的申海派遣混成旅团作战，损失惨重，先前积攒的精锐几乎被打完大半。
还是靠着土共派出精干力量，又组织地下党员与民主人士合作，在后方建立了大量临时医院，这才挽救回了一部分将士的生命。
当时蒋光鼎和蔡廷恺等人对此还并不知情，只是感谢了出面经办此事的国母宋先生，但等时间长了之后，他们也渐渐回过味来，明白这是土共借此表示善意。
之前就有提过，在调入淞沪地区之前，蔡廷恺带着19路军参加了对赣南的围剿，那时候红军便有意避免与其发生冲突，只是派出少量部队进行牵制，等19路军撤离之后，土共甚至还专门送上了不少药品，
对阵日本人的时候蒋、蔡二人都没有来得及顾上太多，等到他们战后一回顾，发现共党送来的药品和那几座临时医院的药品似乎如出一辙，心里自然就猜出个大概了。
顺道一提，那些医院使用的药品和耗材，确实都是根据地内制造或组装的产品，为了掩人耳目又打上了虚假的洋文商标。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因为质量不错、价格实惠，它们居然还被一部分参与救治的医护们给认可了。
自发前来救护伤员的医生护士，大多来自于江浙等地的城市医院或诊所，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便开始有人自发地流传这些之前没听说过的洋药牌子。
托三十年代消息闭塞的福，除了通过少数文字以及与留洋人士的交流外，这时的人们很难有什么了解世界的渠道，自然不清楚他们接触到的洋牌子，实际却是真国货。
而个别去过国外的海归，因为见到那几种常见西药的做工和疗效确实不错，所以也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可能自己孤陋寡闻，在当地没见这种小众牌子罢了。
最后大家找来找去，竟然还真有人找上了宋国母的门路，询问那些洋药的购买途径，硬是让宋先生哭笑不得。
最后大家坐下来商量了一番，干脆就将其做成一门生意，借着宋先生的牌子成立一家洋行专门承办此事，也好为地下工作建立掩护。
其实刚开始过来买药的人并不算多，毕竟土共又不是拿出磺胺那种大杀器，只是弄了点不易引人注目的常见药试试水。
这时候的西药也才刚刚起刚步，种类极少，像是阿司匹林这类的化工合成药物就已经算是高新技术了，毕竟德国拜耳也只是在1899年才申请的阿司匹林专利。
随着欧战德国的战败，拜耳公司的海外资产(包括专利和商标)都作为战争赔偿，被英法美等国等获得，所以现在几乎每个工业国都有自家的阿司匹林生产线，很容易掩人耳目。
而且无论哪家的生产线的产能都比不过现代，程刚随便拉来一吨两吨的高纯原料，就足够药厂生产很久了。
于是这种成本上的差距，就使得土共根据地出产的“洋药”逐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俨然成了个新兴牌子。
再说回来，土共生产洋药一事外界自然是无从知晓的，包括宋先生在内的友人也只是知道个大概情况，对于细节并不清楚。
所以在蒋光鼎和蔡廷恺看来，当年共党赠送的药品肯定还是对方从外界购入的，既有渠道经办此事，又能大方到将珍贵的药物送人，足以证明共党的实力和诚意。
很快，19路军因为执意抗日，不得常凯申喜爱，没过多久就被打发到了闽省，然后和土共之间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眉来眼去。
期间双方也不是没有过摩擦，毕竟蒋、蔡二人再爱国，也改变不了他们军阀的本质，当年蔡廷恺参加洪城起义之后，没走多远就自己带着队伍跑了，足以说明他和组织之间并非一路人。
不过19路军好就好在这个军阀帽子，平日里红军既没少和对方干仗，也没少打闽省军阀的嘴炮，总算是勉强掩盖住了双方来往日益密切的实质。
如果让外界知晓共党已经把19路军渗透成了一个筛子，那么闽东这个难得的对外港口，无疑将会面临更大的打击，这对于革命事业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为此，土共甚至竭力规避了“闽省事变”的发生，让蒋光鼎和李济申等人联手反常，实在没有什么前途，还不如继续维持之前不公开的合作。
33年底的土共已经不需要什么形式上的支持了，实打实的贸易好处才是最有价值的。
在这方面，闽东的19路军绝对堪称典范，拿得少，卖得多，除了用来装点门面掩人耳目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正面或负面效果，实在是最佳的合伙人选。
只是当事态发展到后头，蒋、蔡二人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也无关紧要。
在一二八抗战中被打到半残，之后又在土共的暗中辅助下回血的19路军，其接受的宣传教育丝毫不弱于东北军。
若是在战场上和红军对阵，19路军首先就得打个战斗力-50%的debuff，更不用说土共还在他们的中基层军官和士兵当中发展了不少党员，若是愿意的话，让其一天之内变色都有可能。
只是闽东有两个劣势，一是交通不便，尤其与赣南之间隔着一条武义山脉，锐京和长汀之间的山路就已经算是最便捷的通道了，可大宗商品的往来依然存在不少障碍。
为此，这些年里华南局不得不花费大力气拓宽道路，甚至还专门铺设了一条锐长轻便铁路，以加强赣南和闽西闽东之间的联络。
但自然条件带来的麻烦好办，另一个来自外界的麻烦却很难处理，随着湘赣闽粤根据地与闽东的往来愈发密切，反动派们也不是傻子，自然能够察觉出其中的不对劲。
原本闽东的厦、福、漳等城市确实是国内有名的港口，可几十年来商品吞吐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很少大幅波动。
可为何自32年之后这数字一年比一年飙升，肉眼可见那些港口进进出出的船只越来越多，这背后的原因傻子都能猜得出来。
之前外界没有注意到也就罢了，一旦把视线投射到了闽东，各种明里暗里的小动作肯定少不了。
大概从去年年底开始，往来闽东港口的商船就屡屡遭遇各种形式的检查以及袭击，其中既有金陵政府的指示，也有日本人的授意，甚至还有日本军舰直接下场抢劫船只的情况。
因为被抢的大多是夏国船，船主哪怕有再多的冤屈也无处申报，就算被打碎了牙都只能含泪吞下。
有时候消息的传播又能变得相当迅速，没过多久，除了个别背景深厚的商人之外，就很少有人敢来闽东做生意了。
这次土共派出代表前往美国沟通合作事宜，除去大采购之外，解决南方根据地的贸易问题同样是其中一个目的。
毕竟日本人哪怕再丧心病狂，也不会在这时候对美国商船下手，而恰好现在美国又是从夏国进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虽然只是些猪鬃、桐油之类的初级原料，但积少成多之下还是能办成不少事的。
将大宗商品的贸易交给美国洋行经办，中间必然要损失掉很大一部分利润，但现在的土共缺的不是那一成两成的钱财，而是能够稳定输入紧缺物资的渠道。
反正对于土共来说，在采购中最为昂贵、占有资金最多的高精尖机器设备都不用进口，总量较大但均价不高的石油、橡胶等原材料才是大头，哪怕亏本做生意，在全局上看也是赚的。
否则全靠程刚的运力来为飞机提供燃料、为战士装备胶鞋，这才是最大的浪费，刚开始的几年里，部队总数不多时还能这么干，现在动不动就几万十几万的队伍，再大的金手指也搞不定。
其实从一些细节中就能反映出局面的转变，最开始的时候，红军还能专门武装一批穿着胶鞋戴着钢盔的先锋队，可等兵力扩张之后，虽然也有类似的组织模式，但装备已经和一般士兵没有太大差别了。
当然最明显的表现还是红军指战员们穿的鞋子，从槿甘山到赣南大家都穿的草鞋或布鞋，顶多在鞋底缝上一块耐磨的橡胶片稍稍提升下寿命。
29年在锐京扎下跟后，依靠程刚援助的橡胶，军工厂也尝试性的组建了胶鞋生产线，但有限的原料很快就无法满足部队的扩张需求，后来还是不得不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碰上扩军较快的时候，大家连橡胶片都用不上，顶多使用工厂机器加工出的草鞋底，勉强增加点耐磨性，同时节省一些打草鞋的人工。
至于这种半机制的草鞋，固然比手工草鞋好些，可使用寿命依旧相当拉胯，每次急行军之前战士们都得提前准备至少四五双才行。
这就纯粹是不得已之下的办法了，一直到现在各个根据地都在广泛使用草鞋和布鞋，胶鞋仍然属于极为少见的稀有品。
相对而言，华南局这边因为有闽粤两省的渠道，其实还能算是兄弟单位里混得最不错的。
中央根据地虽然与外界闭塞，还因为工业发展得最好，所以也不算太寒掺，只有夹在中间的湘鄂西和鄂豫皖的华中局最穷，这也是没得办法的事情。
石油和橡胶这两种原料即便在化工技术已经足够发达的21世纪，仍然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军事物资，更不用说合成科技才刚刚点出来的二战前夕了。
好在的是，石油暂且不提，橡胶对于仍以轻步兵为主的红军而言，暂时还只是一种锦上添花的物资，胶鞋固然好用，但没有胶鞋也可以想办法克服。
以土共现在的技术实力，与其花费人力物力去想办法搞些高成本的替代品，那还不如专心打通与外界的渠道。
比如这次和苏联建立联系后，土共要求最多的原材料就是橡胶，这比费心费力地在西北种橡胶草，然后再投入大批设备提纯甚至合成出橡胶的法子，其实还是要可靠不少。
至于石油也是类似的道理，考虑到现在空军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再加上战时后勤线上卡车的作用，油料对于土共的意义甚至还在橡胶之上。
说来这时的德国人倒是早就点亮了煤变油科技，但为此建设的工厂都足够土共建立好几座合成氨厂，只要稍稍衡量一下其中的取舍，就知道应该做什么选择。
不过石油相对于橡胶有一个好处，夏国内陆确实没法种植橡胶，但油田总是存在的，尤其是西北地区，以哪怕是眼下极为落后的采油水平都有油田可用，这些便是后话了。
除此之外，只需从地图上观察就可以发现，现在的红色根据地存在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就是各个根据地之间是相互割裂的。
这主要源于当初发展根据地时，同志们都是尽量选择敌人最薄弱的地区起步，然后逐渐向外扩张，直到遇到难以跨越的障碍为止。
当年也不是没有同志执意打通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30年李利叁的左倾冒险主义就是打的这个主意，号召全国红军饮马长江，围攻江城，结果自然是以失败告终。
后来随着革命局势的发展，尤其是程刚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沟通根据地对于土共的重要性就显得并不那么显著了，所以32年打下江城之后，红军才会如此痛快地放弃看似极为重要的城市。
但时过境迁，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的态势，在程刚的居中协调之下，各根据地之间倒是不用太过担心物资问题，可人员的相互闭塞却逐渐成了个麻烦。
往往山头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大家互相之间少有往来，短时间内还好说，时间长了之后难免生分，甚至产生些许隔阂也不一定。
从32年中央离开赣南向北发展，到现在马上就要过去三年时间，长江北岸的华中局还好说，起码和中央之间一直有少数干部流动，而华南局这个原来的中央苏区，却是已经独立于核心之外多年了。
正好现在全国格局暂定，常凯申对湘赣闽粤根据地发动的围剿直接无疾而终，原本紧盯的封锁线也稍有放松，一次新的北上计划，便就此拉开了帷幕。
与之前几次不同的是，这回红军的方案是先跨过湘江，然后在红二方面军的接应下，由湘西鄂西一带渡过长江，只要到了长江北岸，后面的路程其实就没有什么悬念。
至于这条线上唯一可以称得上阻碍的势力，主要还是仍占着湘江一线的桂军，不过这次土共并不打算像对付阎西山那般和李宗人大打一场，若是能够通过政治手段沟通清楚，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其实现在的红军和桂军，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去年桂军响应了金陵政府的“号召”，参与到了对湘赣边区的围剿之中，毕竟在李宗人和白崇喜看来，有洋人撑腰的果军怎么都不存在输的道理。
可是谁又能料到，原本以为只是痛打落水狗的战争，最后却成了一场稀里糊涂的烂仗，共党在此战中暴露出来的实力，可是让李宗人在这半年里一直都睡不好觉，潭州也不敢待下去了。
自打出兵之日起，桂军最远不过打到了平乡，就连最值钱的煤矿都没有占全，就被共军的游击队给切断了后路，然后又在猛烈的炮火面前仓皇逃窜。
与有着洋人支持的果军不同，桂军在此战中搞不了奢侈的堡垒战术，所以还是用着军阀混战中的老一套打法。
或许是为了给这个从未吃过教训的敌人一次狠的，鹏石穿在对付桂军中使用的火力甚至比对果军还要多出一倍，战后李宗人的肉疼可想而知。
正是去年把桂军给打疼了，方才打出了现在的和平。
北方红军还未进入晋省的时候，桂军就老老实实地派代表过来找华南局和谈，之后见到共军在晋省势如破竹的架势，提防之下，李宗人也彻底断了主动招惹对方的想法。
倒是共党透露的生意引来了李宗人的注意，陈济棠这厮虽然号称桂系，但与李、白二人的关系向来不紧不密，借着给共党做二手贩子赚得盆满钵满，也没想着给大哥多分润一点。
不仅如此，明明已经赚得够多了，陈济棠依旧表现得贪得无厌，趁着果军围剿的时机大幅调升税率，属实对自己没点底数。
于是乎，已经开始服软的正统桂军便成了一个更好的合作伙伴，大家有钱一起赚，借条道过个境倒也不是什么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