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牧首的手颤颤悠悠，手上的钥匙也像铃铛一样“叮铃叮铃”地响。dasuanwang.com
这是钟楼的钥匙，可以打开钟楼的门，本来应该保管在敲钟人手里，这也不该是普世牧首本人的活。但敲钟人通常不是教会里的正式成员，这种紧要关头不见了踪影也很正常。
现在这个活到了普世牧首的手上——在公平循环的大背景下，有时候普世牧首也并没有那么神圣。普世牧首现在是年抛型的，每年都要换一次，牧首本人的待遇自然也就没有西边的罗马老头好。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很显然，耶尼切里找上门的原因里有一多半就是因为牧首本人。
第196任普世牧首，约翰尼修斯二世，是个物理意义上的希腊老头儿。罗德岛出身的他走了一套标准的，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晋升流程。第一次担当主教是1624年的事情，从一个普通主教到普世牧首，他花了22年，在1646年正式上任。
这其实比天主教会要快不少。天主教会那边，初任主教最年轻的也得30来岁，而教宗的平均年龄高达76岁，熬三四十年几乎是必修课。普世牧首这里就用不着熬那么久，只能凑够买官的钱就行，非常公平。
就职业生涯而言，在东正教内的路线要远比天主教那边更舒适。如果不打算晋升主教，甚至还可以选择结婚。东正教可以接受结婚的神父，只是晋升主教时不选结婚的而已。如果本人愿意，一个东正教的神父完全可以把神父这个活当成兼职，然后自己该干什么该干什么。
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东正教会的一种倾向——在奥斯曼当道的如今，乃至在罗马时代，晋升并不是教徒唯一的选择。和想法设法要往上爬的天主教体系不同，东正教的更倾向于神秘主义。比如圣索菲亚大教堂供奉就不是某一个具体叫做“圣索菲亚”的圣徒，它供奉的就是上帝的索菲亚，或者说上帝的灵知。是个抽象的概念，而非具体的某人。
在这种情况下，晋升成普世牧首就显得没有那么必要了，甚至晋升主教都没那么必要。一些典型的东正教神父，会从年轻开始就在某个村镇驻扎一辈子，有时候看起来甚至和村民没什么区别，平时自己干农活，在教堂后面养蜂，在教堂里教书等等。
这就是普世牧首这个职业危险性的根本所在。在奥斯曼这里，东正教会几乎是上下脱离的。基层教会自有一套运作方式，有不少秘密教会。教会保留了希腊人的习俗的传统，而且每次造反都有他们。
而普世牧首，则多半由在“法那尔希腊人”中产生，即是住在君士坦丁尼亚法那尔区的希腊人。他们常驻在君士坦丁堡，或者从希腊各地搬到这里来。和希腊的乡村鲜少有交流，主要在奥斯曼奥卢的各个城市间生活。也只有这些“法那尔希腊人”，有花钱买牧首的闲心和闲钱。
然而人虽然是两拨人，锅却只有一口锅。虽然君士坦丁尼亚里的“法那尔希腊人”几乎不可能造反，但只要外头有什么希腊人造反了，牧首就需要出来负责。有时候，牧首甚至会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乡村教会的作为而被清算，充值的任期都来不及用完。
奥斯曼就是这么办事，一如既往。至于普世牧首是不是真的冤枉，这事没太多人会在乎。冤枉也好，真的在造反也罢，奥斯曼完全不在乎。
普世牧首只是公平循环体系的一部分。奥斯曼非常欢迎来自各地的宗教领袖来到君士坦丁堡驻扎，包括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使徒教会，甚至连新教徒也受到了欢迎。只有天主教是例外，因为天主教有自己的体系，当然不可能加入到奥斯曼这套“公平循环”中去。
作为循环的一部分，不管是谁，只要能为奥斯曼奥卢作出贡献，他就能享受米利特秩序之下的高度自治。而作为希腊人自治的象征，这一职责在很多时候都由普世牧首来履行。主要内容，就是在双方都是希腊人的情况下进行民法上的裁量——仅限于双方都是希腊人。如果两边有一方不是希腊人，那都要去“公正”的地方，也就是奥斯曼奥卢的法庭来解决。
虽然自治只有一点点，但是够用。对城里的这些法那尔希腊人来说，这是必要的尊重和认可。因为这一法庭起作用的时候不在于开庭时，而在于闭庭时——这意味着，这些希腊人可以不按照回教教法，而是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生活。只要不惹事就行。
一旦他们惹了事，那么同理，还是由普世牧首来负总责。
这个要花钱才能续期的活，实在是让坐在上面的希腊老头儿付出了太多。现在不但要背锅，连撞钟的活都得他来干了。
希腊老头一步一步，走上了钟楼。这里钟楼和典型的天主教式钟楼不同，因为君士坦丁尼亚里不能有比回教寺更大的宗教建筑——所以圣索菲亚大教堂旁边的四根塔要比原先作为基督教堂的本体高一些。而这里，普世牧首的坐堂，自然就显得更矮了。甚至从外面都看不出来有个钟楼，只是在这栋平平无奇的小楼的二层有一个挂了钟的房间。
钟就挂在房间的天花板上，下面就是教堂的正门。
“两位，这就是钟楼。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
“慢着，先别走。”花匠站在楼梯口，“你，来敲钟，召集希腊人。”
“一定要我来敲钟吗？”
“必须得你来敲。我们可不知道基督徒敲钟的节律，你得敲得和平时一样，就像平时召集他们来做礼拜一样。”
“今天不是礼拜的日子,不过...好吧。”他回头看了一眼两个奥斯曼人，他没有选择，只要拿起靠在墙边的小铜锤。对着悬吊起来的大钟敲了三下。